对比俄罗斯，对比新加坡，中国央企的企业家群体可以说是最廉价、最富奉献精神的一群

 

在中国股市异常火爆的时刻，“行长薪酬”突然成了争议热点。银行高管(董事长、行长)年均百万元以上，最高400多万元的收入，是不是太高？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话题。

 

一个大型银行的行长年薪应该多少，其实是有基本水准的。在全球化竞争的今天，金融业已高度国际化，银行专业人才与高级管理人才，早已有“国际定价”，即使考虑到具体的国情，也不会太离谱。一家掌管上万亿资产的银行行长，年薪只有区区几百万人民币(折合50多万美元)，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决不会是“是不是太高”，而会是“会不会太低”。100万年薪，在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只是中层管理者的收入。在IT业，年收入高于100万的管理者，比比皆是。有论者说，行长薪酬高不高，要看业绩。看业绩是应该的，但老实说，即便业绩不太好，单是管理如此庞大规模的银行，薪酬也不能太低。业绩不好你可以换人，但换谁也得给到基本的激励，否则就会出现因为公开激励不足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作为这家银行的用户，应该也不放心把自己的钱托付给一个腰包比同行瘪许多但却责任巨大的行长。

 

八家银行高管中，也有995万的深发展董事长兼行长纽曼，有561万的中国银行( 6.08,-0.06,-0.98%)董事会秘书杨志威。按理说，这两个人的收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高，而且高出那么多。奇怪的是，在一片指责声中，他们并不是焦点，好像并没有人觉得他们的薪酬太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境外人士！同在金融业，也是上市公司，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年薪过千万元，好像也没有人议论“太高”，因为平安是一家民营机构。

 

于是，争议的潜台词实际是：作为国有大商业银行的负责人，他们的收入太高了；作为中国内地人士，他们收入太高了。——作为和“我们(评论者)”差不多的人(干部，中国人)，“他们(行长)”收入太高了。

 

这就是独特的中国问题。

 

俗话说，干什么样的活拿什么样的钱。既然承担同样的经营责任，为什么中国内地人就不能“同工同酬”？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应该比他在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服务的同行报酬少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的大众总觉得，央企领导人还是主要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

 

我们经常在反思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没有国际竞争力，答案也许很简单：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经理人)去经营。这些年，中国总算出现了一批能够按照国际规则运营巨额国有资产的优秀本土企业家，如宁高宁、王建宙、秦晓、魏家福、马蔚华、傅成玉、李家祥，等等。这是近些年中国的央企逐渐能够获得国际国内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比俄罗斯的“寡头”，对比新加坡的淡马锡，中国央企的企业家群体可以说是最廉价、最富奉献精神的一群。

 

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能让这些代表他们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家，长期处在刘金宝、王雪冰等人的“危险”处境：他们掌管着巨额资产，可是他们自己轻易会被几百万人民币的贿赂拖下水。当然，为了让国民放心，他们不应该再自如游走在企业家与官员两途之间，“商而优则仕”。

 

最近，配合股权分置改革和整体上市，国资委和证监会开始在大型国企(央企)中探索推行员工股权(期权)激励计划。——未来将证明，这是30年中国商业进步历程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